作为全球重要的电影生产中心之一，香港曾被誉为“东方好莱坞”。自上世纪初香港本土电影诞生以来，香港为世界电影长廊贡献了上万部电影作品。在不同的时期，香港电影以丰富的叙事想象力，娓娓讲述着一个个跌宕起伏、迥然各异的香港故事，并且形成特色风格的人物塑造和影像语言。

7月17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生导师张燕教授为暑期学校的学员们带来题为“香港电影当下景观”的主题讲座，从香港电影的历史脉络出发，概括了香港电影的独特品味和基本特征，深入分析了当前香港电影产业和创作现状。

一、香港电影独特品格

张燕教授以香港首部电影《庄子试妻》为引子，深入剖析了香港电影的发展历程，并提炼出三大核心特征。

类型创作为主导，产业运作为支柱。香港电影历经从武侠电影的萌芽、兴起到多元化新时代的演变，展现了其持续的创新活力与市场适应性。

艺术表达为内核，文化建构为底蕴。张燕教授以1960年王天林导演的《野玫瑰之恋》、1972年金洙容导演的《娃娃夫人》以及2022年的七段式怀旧电影《七人乐队》等影片为例，指出香港电影作为民众生活的镜像，深刻反映了社会变迁与民众情感，通过本土话题的探索与文化表达，构建了港人的自我认同与集体记忆。

市场生存为要务，跨界发展为动力。虽然香港电影面临着“地方狭小、观众群体有限”的严峻挑战，但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广泛影响力，在全球化浪潮中积极吸纳国际资源，实现了从地域性到国际性的跨越，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通过北上内地等策略，进一步拓宽了发展路径，彰显了独特的美学魅力与产业韧性。

二、香港电影产业现状

张燕教授指出，香港电影产业的历史高峰出现在1992年，当时热门电影包括《审死官》、《家有囍事》和《鹿鼎记》等，全年票房达到15.8亿港币，本土市场占有率高达78.8%。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香港电影产业陷入低迷。1995年后，受到资本、市场、行业、人才和观众信任等多重危机的影响，全年票房急剧下降至11.56亿港币，本土市场占有率降至47.02%。以2019年为例，票房总额达到18.9亿港币，但本地市场占有率仅为13%，纯港片的比例更是降至3.1%。香港的大部分银幕资源几乎全部被外国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片）占据，香港电影在本土市场的优势已经消失。

张燕教授认为，香港电影产业下滑原因复杂：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连锁反应；香港失去了传统的市场优势和资本来源，经济不景气加剧了危机严重性；香港电影创作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重复和同质化现象严重。张燕教授亦指出，香港电影产业并未完全失去活力与希望。仍有部分高质量作品脱颖而出，展现了顽强生命力。行业内新生力量的不断涌现，也为香港电影产业的未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潜力。

三、香港电影创作现状

合拍片成为主流趋势。张燕教授指出，自上世纪中后期起，香港与内地的电影合作便以“长城”、“凤凰”、“新联”等左派机构为先驱，如1982年的《少林寺》。两地合拍片历经新型探索、市场冲突及兴盛繁荣三阶段，持续至今。

香港警匪/犯罪动作片持续拓展。此类影片作为香港电影的强项，在合拍框架下既保持稳定又不断创新。通过类型范式的延续与突破，以及人物形象的立体塑造与文化反思的融合，诞生了《寒战》、《毒战》等佳作，并逐渐向品牌化、系列化方向发展。

新主流电影模式的崛起。以林超贤导演的作品如《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紧急救援》为代表，这些影片不仅树立了主流商业大片的新标杆，还成功融合了类型美学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展现了现实美学与深刻精神内涵的共融，开创了电影审美的新境界。

爱情类型片的多元化融合。杜琪峰、叶念琛、咏燊及黄绮琳等导演在爱情片中融入了都市轻喜剧、命运安排、婚姻解构、家庭传统与现代碰撞等多种元素，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创作风格，深刻影响了观众的爱情观念。

新香港性银幕景观的显现。自2010年起，香港电影展现出新的风貌，如《岁月神偷》、《叶问》等作品，不仅彰显了香港电影的新面貌，还通过怀旧文化的银幕再现，凸显了“新香港性”的文化特征，包括香港元素的强调、时代对比及老香港城市空间的再现。

本土人文潮流的复归与写实主义美学的观照。一系列影片如《天水围的日与夜》、《桃姐》等，以“现实观照”为美学共识，深刻关注日常生活现实，直面社会问题，描绘小人物的生活经历，透视时代变迁，反思历史进程，展现了香港电影的写实主义力量。

总而言之，香港电影，作为独特文化现象，历史底蕴深厚，类型多样，全球影响广泛。面对金融危机、疫情及市场扩展等多重挑战，香港电影产业积极变革，向内地转型，获政府支持，内容更趋多元化与社会关怀。张燕教授指出，当前香港电影创作现状丰富多彩，合拍片成主流，警匪片稳中求新，新主流电影融合美学与意识形态，爱情片多元创新，新风貌显现“新香港性”，本土人文电影则深刻反映时代变迁。这一系列变革与创新，不仅坚守了传统，更展现了香港电影对社会责任与文化自信的重视，彰显了其独特魅力与生命力。

互动环节

侯祎雯同学：梳理香港电影历史脉络时，老师介绍到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和多元化时期，凭借自身类型创作、产业模式和造星盛况，不仅在本土市场影响深远，更传播至内地乃至海外市场，造就了香港电影行业发展的奇观。如今，随着导演代际、演员代际的重复、题材的重复、新生创作力量的不足，使得香港电影疲态化、低迷化发展。由此产生“香港电影已死”说法，老师您对此有何看法？另外，通过老师列举和分析的香港佳片，我认为香港电影创作可以大致分为两种倾向：一种是倾向于本土情怀书写及思辨，比如《岁月神偷》《七人乐队》《梅艳芳》等等，另一种倾向是本土类型延续与创新，比如香港警匪/犯罪动作片《寒战》《毒战》《怒火重案》等等。老师认为当下香港电影创作中，情怀和类型两者是何种关系，又该如何取舍或者平衡？

张燕教授：香港电影的历史充满了变迁和多样性，反映了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环境的变化。从五六十年代开始，香港电影受到了来自内地的电影人的影响，特别是南下的上海电影人，他们带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并在殖民地背景下创作出反映家庭伦理、传统价值观的影片。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香港电影面临新的挑战和转型。特别是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政治、文化和市场的多重压力影响了电影内容和风格的发展；商业化路径开始被质疑；一些创作者尝试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创作方式，寻求在全球化时代重新定位香港电影的位置和声音。这一时期的香港电影不仅是文化认同的表达，也是社会历史的一部分，反映了当时香港社会的多元性和变迁。

从这个角度来看，情怀与商业化之间的平衡成为了当代香港电影创作者面临的重要命题。情怀作为文化认同和个人情感的表达，赋予了电影深厚的内涵和人文价值，如《霸王别姬》等经典作品展现了其在艺术上的高度。而商业化则是电影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经济收益和市场影响力成为评判电影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因此，如何在追求商业成功的同时保持情感的真挚和艺术的独立性，成为了香港电影创作者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

总的来说，香港电影的发展历程不仅是艺术形式的变迁，更是社会、文化和历史的镜像。每一个时代的电影作品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精神追求，而香港电影的未来，将继续在全球化和多样化的背景下，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和表达方式。

周玉航同学：当下中国电影的发展呈现一种类型化、工业化的倾向，周星老师在上课时预测《抓娃娃》的票房会超过《误杀》，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这表明中国观众的观影习惯或心理仍然是倾向于喜剧片类型，但是目前我国的喜剧电影似乎主要集中于开心麻花、大鹏导演等影人手中，并未像香港电影辉煌时期那样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因此有“喜剧片不好笑了”这样一种说法，请问老师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张燕教授：香港和内地合拍的喜剧片面对语言和文化的挑战，这不仅是技术问题，还涉及到创作理念和文化背景的差异。香港的喜剧作品以其独特的风格闻名，常常通过对小人物生活的尖刻讽刺和黑色幽默来反映社会和人性。例如，周星驰的作品《喜剧之王》和《功夫》，不仅是单纯的搞笑片，更是对现代都市生活和人情世故的深刻探讨。这些影片深受观众喜爱，因为它们既带有智慧和深度，又能在笑声中引人深思。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香港的喜剧创作也在不断演变。特别是回归后，香港社会和文化经历了许多变化，这直接影响了电影的创作方向和内容。香港的电影制作人面临着如何在保持本土特色的同时，吸引更广泛的观众群体的挑战。与此同时，内地市场的崛起为香港电影提供了新的商业机会，但也加深了文化差异对影片理解的难度。

内地观众对于香港式喜剧作品的接受度有时不及预期，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是主要原因之一。香港的喜剧常常依赖于本土特有的社会现象和文化背景，例如对香港小人物生活的深刻描绘和对都市化进程中人们心理状态的戏仿，这些元素在内地观众中可能不易理解或接受。

沈腾和马丽等演员在内地喜剧电影中表现突出，他们的幽默感和表演技巧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喜爱。然而，他们的表演风格可能更适合内地观众熟悉的喜剧类型，而不一定能够完全融入到香港式的喜剧创作中去。

香港和内地合拍的喜剧电影需要在保持本土特色的同时，通过创新和智慧性的表达，寻找到一个平衡点。面对不同的市场和观众群体，创作者们需要不断探索和尝试，以创造出既有深度又能跨越文化障碍的喜剧作品，从而在全球化的电影市场占据一席之地。